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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陈永昌接了。

    他需要这个项目来洗脱“二世祖”的标签，需要让那些等他失败的老臣闭嘴，需要向父亲证明——当年把公司交给他，是对的。

    项目启动三个月，他发现账上缺六千万。

    会计说，前任管理层留了三笔烂账，当时审计没发现。

    六千万。

    填进去，项目还有百分之六利润。

    不填，资金链断裂，四十七亿打水漂，永昌集团会变成永昌破产案。

    陈永昌坐在办公室里，盯着报表上的六千万缺口。

    窗外是维多利亚港，货轮缓慢移动。

    他想起父亲中风后坐在轮椅上的样子，眼神浑浊，口齿不清，但每天还要人推着他在公司走廊转一圈。

    老臣们在那道走廊里低头叫“董事长”，转过身后嘴角挂着什么表情，他太清楚了。

    需要六千万。

    他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个号码。

    “周律师，我名下家族信托那支医疗基金，资金可以调动吗。”

    “陈生，那支基金是您父亲设立，用于支付家族成员重大疾病医疗费用。按信托契约，只有确诊危重疾病才能提取。”

    陈永昌沉默几秒。

    “如果有人确诊呢。”

    周律师也沉默。

    “……需要三甲医院专科主任签字的诊断报告。”

    三天后，他的司机阿忠拿着加急预约单，站在玛丽医院心脏科主任的诊室门口。

    阿忠四十一岁，跟了他十五年，家里有个患哮喘的小女儿。

    诊断报告上的名字是阿忠的母亲。

    七十三岁，扩张型心肌病，心力衰竭IV级，符合心脏移植指征。

    报告是假的。

    阿忠的母亲三年前因脑溢血去世，火化那天阿忠没请假，处理完后事照常来上班。

    但这份报告出现在信托基金医疗档案里。

    六千万港元从基金账户划入永昌集团，填补了九龙城项目的缺口。

    三个月后，项目回款，六千万归位。

    陈永昌让财务做了账：短期借款，利息百分之八。

    那支医疗基金的受托人是瑞士私人银行，按规定每年审计。审计师发现六千万的进出记录，但附有完整的诊断报告和主治医生签名。

    审计师签了字。

    两年后，陈永昌把那六千万连本带利还回基金。

    账目平了。

    没人追究。

    他忘了那个死人的名字。

    现在他看着窗外的山，又想起来了。

    阿忠。

    司机阿忠在他身边十五年，从没提过这件事。直到三年前阿忠因肺癌退休，临别时只说：“老板，我妈的坟在元朗，清明有空去看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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